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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公

 
 
 

日志

 
 

宋教仁谋杀之谜(3)  

2006-09-23 12:06: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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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离奇的破案

 

 

出乎意料,这件刺宋案只三四天就被破获。整个破案过程既充满戏剧性,也极赋离奇性。据报刊所载:闻近年租界迭出暗杀,从未破获,如方云卿,金琴荪等,迄今未破案,惟此次宋案告破。(民立报1913,4,1)为什么从未破获暗杀案的租界警局,这样轻松破获这一惊天大案,本身就是个大疑问。稍微考察一下破案过程,不禁发现疑点重重。

 

首先,宋被暗杀之前,各处就有很多刺宋的传闻,宋亦多次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远在武汉都有人提醒他,甚至透露出应桂馨的名字,前后提醒他的有国民党重要人员,谭人风,陈其美和《民立报》的徐血儿等。特别是徐血儿,他回忆,暗杀风说,早已传布于吾人耳鼓,在宋被刺三天前见到他,亲向他警示,但宋并不在意,宋甚至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当徐与宋握手告别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先生笑而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民立报》1913,3,22)如果是一般的风传,在民国初年那样混乱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案件迅速侦破,就有一点可疑了,国民党内部有人确实事先知道一些内情,联系到当时报载的一条消息:宋先生被刺此日,已有确切报告于国民党,谓武士英所为。并已知与应桂馨有关,故宋先生临终之际,弥留未绝,于右任君在旁大呼:“纯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民立报》1913,3,25)宋在二十二日故去,巡捕房尚未抓获一人,更谈不上破案,而国民党内已经得此确切案情,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国民党内部与此案有一定联系。

 

第二,报案人很可能是个“托”。宋案的告破,与其说是租界巡捕房破的案,不如说是国民党破的案,当时到巡捕房报案的人都是国民党安排的。后来在租界预审宋案时,捕房安探长曾把这一离奇故事当庭陈述,他说:刺死宋教仁之第二日,即有二人到捕房来送信,谓系应桂馨所为。后又有两人来说,见证王阿法知此事。迨至拘捕应前二点钟,又有人到捕房报信。这其中第一例是据称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他们直接报告上海五马路六野宾馆的武士英可疑。说二十日有冯姓和几人找他,经查冯原是光复军的营长(此人后来失踪,没有落案),武出去向邻室人借车费,不久回来,喜行于色,称有钱了。晚上即出去,当日宋案发生,武第二天搬走。他们在武的房间发现应桂馨的名片。而这种报案显然没能说服巡捕房,巡捕房也没采取任何行动。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自称古董商王阿法出来报案。据报载事情如下:邓某有一友王某,以卖字画为生,曾至应家。一日,应桂馨谓王某:吾欲杀一人,汝能为之否?王曰:不能。应又请王代觅之,并出示宋的照片。王并不认识,后转告邓,宋案后,报告国民党人。国民党得种种报告,派员于二十二晚十二时,令邓引王某至邓之寓所,迫王登车,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觅得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斯时王某乃说出应夔丞,曾令其觅人,并未允所请,此次实未与闻。国民党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张,令王辨认,孰为应某所欲办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众知决非虚诬,乃携告卜总巡,要求其抓捕凶手。总巡捕初尚不允,后因证据确凿,总巡始允捕人,率探捕与国民党某君同往。(民立报 1913,3,25)

 

巡捕率队到应家,应不在,又由国民党党人指引至一妓院,将应逮捕。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随后由国民党派员领着另一路巡捕到应家搜查,把刚刚进门的凶手武士应当场抓住。而在搜查应宅时,居然接到奇怪电话,告称宅中枪支尚不要紧,一定要将文件藏好。这几乎意在指点迷津。果然巡捕和国民党人在应家仔细搜查,查获了大批秘密文件,其中就有应与洪的大量密电函。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的黄镇磐,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当时如无蒋中正之协助破案,凶手武士英等实难于短期内在租界中顺利捕获。” (赵澜 黄镇磐营救廖承志2005年第4期《文史博览》)黄和陈其美很熟。辛亥革命时期,蒋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之副官长,后奉陈其美命令刺杀了光复会领导人陶元章,行凶后,他曾到日本躲避近一年,没想到在宋案中,他也参与进去。关于陈其美与本案的关系,我们在以后的章节单独讨论。

 

第三,在王和应对质中的漏洞百出,首先我们看看王的来历,王自称古董商人是数月前从武汉而来,原来在汉口从事卖保险的,真实身份不明。但是他在告发应,与应对质,以及在祖界法庭上所述均互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十分可疑。

 

王在捕房告发时说: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但是,当第二天应被抓住,王与应当面对质时,情况并非王所说的,与应是老主顾,很熟,而是仅见过一面。据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公堂与应同被讯问时,即令见证王阿法上堂,由侃律师诘问。据供称,寓居打狗桥,售卖古董,字画度日,因兜售字画,曾往应桂馨处二次。大约一礼拜之前,在伊处时,伊取出照片一张,据云欲办此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未允,当将照片交还。照片究系何人,我不认识,至被暗杀之宋教仁,我亦不认识,昨日始在报上看见所印照片。供至此,侃律师又诘问:报上所印照片,与应桂馨与尔所看之照片,是否相象?王供称:约略相似。侃律师复诘问:尔即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第二次?王称:第二次,此后,我即未曾去过。

 

讯至此,堂上即令应桂馨自王阿法盘诘,应尊谕向王诘问:尔至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究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几天?王答称: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三天。应复称:尔来兜售字画,是何种字画,画是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还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称:所售乃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乃系山水,亦有人物,松竹。应即向堂上声称: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旋复向王诘问:此画尔从何处得来?王答称: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乃拓鲁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拓鲁生系国民党人,宋被刺时站在旁边)又向王诘问: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答称:我第二次去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问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请将前供词宣读,我亦无语。主审当即问王:尔与被告何时相识?被告与尔看照片欲谋一人,究在何时?是否即兜售手卷之日?王供: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汉口洋行买办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与我看照,只说明办一人,并未言明谋杀,大约离今日已有半月,即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令退去。主审以王前后所供情节不符,且尚有见证未齐,候再讯。(《时报》1913,4,1)

 

从这次对质看,王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应几问,就把他问得乱编一气。可见他的举报很有问题。但是证人是假的,其告发的人,应桂馨是杀宋背后指示者,确是真的。后来在租界法庭预审时,王再次出庭,仍是语词矛盾,他把从何处得来的画又改称通清铁路朱某,当问卖画讨价还价否,他说没有,问:为何又去,他又说第二次去应宅是应叫他去,总之每次叙述,都出现更多矛盾。反到是应桂馨似乎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他在法庭上讲,他只见过王一次,王拿了一封吴乃文的介绍信,内容是希望找个工作,双方谈了一下,应见王很平庸,就谢绝了他。从各种情况看,王的报案是别有用心设计的行为,从逻辑上很难想象,应会与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去谈暗杀的事,后来应找的凶杀武士英,是职业军人,枪法很准,行动敏捷,符合应这个青洪帮大佬做事的职业素质。

 

国民党在破案中的神秘作用,在租界预审时也被律师注意到,并且几乎将此事挑明。当四月四日在祖界公堂对宋谋杀案公开预审,询问凶犯武士英时,律师询问武,在被捕前到应家时人多不多时,武说:很多。并突然指着审判席上一人云:他亦在。而此人正是由江苏都督委派的办理此案专员,国民党人陆惠生。律师当庭向陆发问,被当庭法官制止。但是律师并没有放过这个疑点。在对法租界总探长的讯问中又提起:到捕房报信并带领去应家的是何人?是否是堂上的陆惠生?探长以保护送信人的秘密条例拒绝回答。第二天,该律师找到有关法律,再次提出请求询问探长,得到同意后,法租界探长承认陆从破案起一直在场,并一起去应家。探长原话是:“当夜不知者指吴福铭为武犯,正与法界警察谈话,并言彼宋系彼所刺”。(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254页)虽然他说是个不知名的人从应家人群中指认出武士英,但当时报刊均登载了由陆惠生把凶手找出。而律师对法总探长提出的另外敏感问题,如:以前暗杀有牵涉革命党?以前法租界医院暗杀案是否与高官有关?(指陶元章被刺案),以及:今日在沪高官为谁?等似乎在影射陈其美的问题,均被法官同意拒绝回答了。不过从此可看出,离奇的破案过程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各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方面一定是在掌握应参与谋杀宋的准确证据,然后找到各种报案人,虽然线索是谎报,但犯罪人是真的。宋案这样快就破案显示,一个是国民党内部有人参与杀宋的阴谋,深知内情。另一个是事先掌握相关情报。

 

关于第一条国民党内部是否参与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关系非同一般,而陈在破案中显然起了重要作用。陈在宋死时大呼“此事真不甘心”话出有因,刺杀宋的指使人应桂鑫,不仅当过他的谍报科长,而且应与北京方面的联系他也是知情的。破案正是在陈其美领导下才能如此迅速。

 

另有一事据报刊载,“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那个年代,个人电台还不发达,即使政府间电报通讯,也往往通过电报局,应桂馨和北京的电文也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所以陈安排的人很可能早掌握关于应与北京内务部洪述祖之间的一些秘密。宋案五天后的三月二十六日,“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局保存,英总巡卜罗斯君,法总巡篮君及陈英士君均到电报局照办”。(民立报1913,3,26)短短几天,人犯,物证,各种文件纷纷起获,真是个很奇特的现象,让人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这一切。

 

国民党当时参与办宋案的上海交通部交际处长周南陔,曾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如何破案的口述,说得已经比较明白,只是没说穿陈其美实际一直在操纵着破案。他说,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首先报告了陈其美关于武士英的可疑,陈其美亲自带人去旅馆找武,没找到武,发现了应的名片,陈派出周南陔,陆惠生等去巡捕房陪着探员去抓应桂馨,应被抓后,周和部分国民党人赶赴应家,翻箱倒柜地找文件,找了几小时也没找到,还是周南陔想出一计,他和应的几个姨太太说:应桂馨说,他有个放秘密文件的盒子,只要把那些文件找到,给巡捕房的人看了,就没事了。果然有个小妾说她知道,带他们从一间屋内找出个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应和北京政府的密电函,周等人花了几小时整理抄写。从周的描述看,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连抓人带取证,真如神仙指路。而且,周等国民党人员去应府,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

 

而周先生的另一段话,更耐人寻味了,他说:“以上是应被捕破案的真相,当时各报记载,有种种不便(如周南陔先生尚负责交际之任,陈英士先生更不便明白说出,只能一律说捕房探得线索,搜得证据罢了)。就是在场的探捕人等,也都没有知道得这样详细,尤其两个学生的线索,及捕得文件的巧计,除了陈英士等几个重要原事人,谁都不知道。” (“宋教仁被刺秘密” 周南陔口述  载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68号)破了这样大的重案,居然要躲躲闪闪,把功劳都送给了洋巡捕,怪不得后来在租界预审的法庭上,每当律师询问起破案细节,探长们都支支晤晤,不肯详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鬼?

 

由于凶手很快就被抓获,关于破案的疑点没有继续深究。虽然租界预审开庭时外国律师曾就破案的种种细节产生极大怀疑,并诘问其中国民党人员参与的细节,甚至问到应与陈其美的关系,但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线索迭出,吸引了公众对其北京政府幕后的关注。从凶手武士英到青帮大佬应桂馨,又从应的文件中,牵出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更进一步涉嫌的人包括了政府总理赵秉钧以及总统袁世凯。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涉案嫌疑人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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