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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0)  

2006-09-26 09:07: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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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秉钧嫌疑

  

宋教仁谋杀案由租界巡捕房破案,从破案开始,中方就致力将案子引渡到中国政府审理,在北京的内务部司法部,和江苏政府的努力下,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将宋案所有文件,物证和人犯转交给江苏政府。 1913年4月25日江督程德全向北京政府通电了宋案证据,同时也向社会公开,当时北京司法部对公开证据表示了极大不满,因为从所公布的案情证据看,非常明显地让人得出总理赵秉钧是杀宋后面的指使人的判断。当时报纸舆论也纷纷发表评论,比如国民党的《民立报》四月二十六日标题为“杀人犯之主名欢迎赵秉钧”文章就说:宋案发生一月余矣。人人欲睹此案之真相,人人欲知杀人之正犯,及今而证据之大部分,已共白于天下矣。自应,武获案,而表面之证据中,得一洪述祖。自应,武引渡,而大部分之证据中,得一赵秉钧。呜呼赵秉钧,尔非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耶?尔之名字,何赫然发现于宣布证据之通电耶?海运局之营仓,(应桂馨被关押处)检查厅之横舍,现已准备欢迎矣。

 

下面我们读一下当时公布的证据,如果单看这些公布的材料,确实留下赵是幕后杀人指示者的印象。

 

北京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身故一案,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暨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预审,暗杀明确。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即吴福铭、应桂馨即应夔丞解交前来。又于十八日,由公共祖界会审公堂呈送在应犯家内由英、法总巡等搜获之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内有枪弹两个外,枪弹壳两个,密电本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另由公共租界捕房总巡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证据五包。并据上海地方检查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簿籍证据等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当经分别接收,将凶犯严密看管后,又将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在电报沪局查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连日由德全、德闳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等员在驻沪交涉使署内执行检查手续。德全、德闳均为地方长官,按照公堂法律,本有执行检查事务之职权。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令,自应将此案证据逐细检查,以期究穷主名,务得确情。所有关于本案紧要各证据,公同盖印,并拍印照片。除将一切证据妥慎保存外,兹特撮要报告。

 

又查洪述祖来沪,有张绍曾介绍一函。洪、应往来函件甚多,紧要各件撮之如下;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等语。二月二日洪致应犯函,有“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径密电老赵,索一数目”等语。二月四日洪致应犯函,有“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等语。二月八日洪致应犯函,有“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等语(辈字又似案字)。二月十一日洪致应犯函,有“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等语。二月廿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可过三十万”等语。应犯致洪述祖川密蒸电,有“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等语。三月十三日应犯致洪函,有“民立记遁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等语。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川密。蒸电已交财政长核办。债票只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语。三月十四日,应犯致洪述祖应密寒电,有“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等语。三月十七日洪述祖致应犯应密铣电,有“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等语。三月十八日又致应犯“川密。寒电应即照办”等语。三月十九日又致应犯电,有“事速进行”一语。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前总长被害之日,应犯致洪述祖川密号电,有“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三月廿一日又致洪川密箇电,有“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等语。三月廿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号箇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等语。此函系快信,于应犯被捕后始由邮局递到,津局曾电沪局追回。当时,沪局已将此函送交涉使署,转送到德全处。(各函洪称应为弟,自称为兄。)

 

又查应犯家内证据中,有赵总理致洪述祖数函,当系洪述祖将原函寄交应犯者。内赵总理致洪函,有“应君领子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才行”等语。又查应犯自造。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誊写本共四十二通,均系分寄各处报馆,已贴邮票,尚未发表,即国务院宥日据以通电各省之件。其余各件,容另文呈报。

 

  前奉电令穷究主名,综观以上各该证据,洪、应两犯往来函电词意均有所属,此中主名必须澈底讯究,以期水落石出。似此案情重大,自应先行撮要据实电陈。除武士英一犯业经在狱身故,由德全等派西医会同检查厅所派西医四人剖验,另行电陈。应桂馨一犯,送经电请组织特别法庭,一俟奉准,即行开审外,谨电闻。程德全、应德闪呈。有。印。 

(《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据翌日证正增补。)

 

这份电文将洪和应的秘密电函进行了摘编,很难看到事件的全貌,特别是将“毁宋”即毁坏宋的声誉和杀宋混淆起来,让人看到似乎从一开始就有暗杀的密谋,看不出事情后来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强烈造成赵的幕后指使人结论。于此同时4月26日黄兴为组织特别法庭也致电袁世凯:

 

  大总统钧鉴:宋案自程都督奉到国务院勘电,称奉大总统令仰该督在沪督饬各员,严密讯办,以维大局而定人心等因。仰见关怀巨案,一秉至公,无任感佩!程督旋即实力进行,拟在沪组织特别法庭,并呈请任命主任。据程督云:此种组织大总统本甚赞成,惟司法总长拘执法理,拒绝副署。昨复接司法部漾电,反对甚力。夫尊重法律,兴岂有异辞?惟宋案胡乃必外于普通法庭,别求公判,其中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可不辨。盖吾国司法难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篱,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必且疑之。况此案词连政府,据昨日程督、应省长报告证据之电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于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司法总长职在司法,当仁不让,亦自可风。惟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至为案中要犯,于此折颜弄法,似可不必。兴本不欲言,今为人道计,为大局计,万不敢默尔而息。宋案务请大总统独持英断,毋为所挠以符勘电维大局而定人心之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黄兴。宥。 

(《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

 

黄兴电文表示相信袁世凯,但是明白指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此说显然不妥,没有法庭调查,法庭认证,法庭判决,而且在事实仍在模糊状态下,这样的轻率下结论很不负责。另外,江苏都督、民政长提出成立特别法庭的请求,被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理由是不符合司法程序。而黄就指责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多少有强词夺理的味道。
 

4月28日袁世凯为宋案复黄兴电。

 

黄克强先生鉴:有电悉。据程部督、应民政长电呈各种证据,三月十三日以前似专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惟十三日以后各函,应有“如不去宋”一语,始寓造意谋害之点。俟人证齐集,审判公开,自能水落石出。至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一月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近一年来,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日。甲乙谋丁,甲诳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请约法家将各项证据详细研究。公本达人,当能洞察。许总长迭拒副署,若听其辞职,恐法官全体横起风潮。立宪国司法独立之原则,未便过于摧抑。已照程督来电,婉辞与商,必能主持公道。来电谓该总长当仁不让,其骨鲠颇足当之。吾辈为政治方面计,不惜委曲求全,许为法津保障计,职分当然,却无偏私之见。公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能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国事艰难,人心险恶,转移风气,是所望于我公。袁世凯。勘。印。(《中华新报》,191351 )

 

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完全是有道理的,他承认应,洪陷害宋的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宋这一关键之处。赵发给应的寄密码本的事,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察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

 

黄兴为此致电袁世凯,指赵为“暗杀主谋之要犯”,要求总统干涉,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刺宋案。袁以立宪国司法独立,总统不便干预为由拒绝。黄兴却坚持“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真相如何姑且不论,这里的笔墨官司,光从来司法程序上来看,完全是袁占足了理,倒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公开违反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甚至未经审判就咬死“总理为案中要犯”,连个“嫌疑人”都不用,倒是不在理上。

 

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赵函如下:

 

……宋案一端,语涉秉钧,为秉钧一人之关系,虽不容借词掩饰,逆拒忠言,亦岂能含冤不伸,致同默认,兹特详细解答如左:原电内称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讯办,赵总理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等语。

 

查政府云者,乃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合同构成之有机体之谓也。此种有机体之政府,上负政治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即云责任,何关政府,故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不过秉钧以个人名义负责,决非以国务总理负责,揆之法理,皎然易明,浑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此不可不辩者一也。

 

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容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出庭受质与谁对勘,此不可不辩者二也。

 

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若必以此影射,锻炼成狱,则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等语。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

 

以上三端,言之有故,敢陈衷曲,用质高明,抑更有说者。自武汉举义,彷徨受任,出领民部,又统一政府成立,始厕内务之席,猎总理之位,首尾年余,奉职无状,而于维持秩序,赞助共和,虽不敢告劳,亦幸免于罪。不图野心枭桀,攘夺政权,借端发难,含血喷人,而盲从附和者,误信流言,愈滋疑窦,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总之秉钧如果系谋杀共犯,供证确凿,自应束身司宪,无所逃刑,将来洪述祖到案,不难详加研讯,此时何凭与此案毫不相涉之二纸手书,便欲赴沪逮质,自蹈危机,区区之愚,殊难索解,知我罪我,惟命是听。(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社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

 

赵秉钧的自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证据看,只有一份他发给应密码本的电文,是公务行为,应给他的电函是情报,虽然内容不堪,但他没有回复。在法理上洪述祖系内务部秘书,如果然其行政法上之犯罪,长官虽有怠于监督之责任,于刑法上之犯罪,则无代为受过之理。另外,此案如果牵涉到赵,则主要要由洪述祖供认指证,现在洪没有到案,赵和谁对质呢。第三,他指责如果凭影射猜测,那应与革命党人关系要比和他的关系密切得多,所获嫌疑更大,也是言之有据。他提出应与洪和他的电函已经刊印,事实比较清楚,并认为洪到案后,会弄清楚。

4月3日,赵还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一为内务部长,一为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云云。这些话基本属实,当时在国务院任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宋教仁去职后,住农事试验场。每于夜间进城,到国务院秘室,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私人对谈,至天明始返。据魏宸组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时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张国淦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

 

章士钊也曾言:“顷读陈旭麓《论宋教仁》一文,称宋以调和南北为己任,曾告蔡元培曰:‘勿攻袁太过,且时与袁党赵秉钧、梁士诒等相周旋。’因而忆及民元吾在北京,有人为言赵宋过从之密,谓赵不时拍宋之肩而言事,状极昵近”。(《章士钊全集》书赵智庵 文汇出版社) 宋和赵私人关系友好当属不假,但政治上互为政治对手,另当别论。从洪受命破坏国民党的国会团来看,赵应该是知情人,他在人家背后搞鬼的事也做了。如果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函件可信,则赵是知道应准备散布“孙黄宋劣史”的计划的,而且并没有表示反对。因此,不能因为他和宋是好友,就完全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但是从其他线索看,他并不像走到指使暗杀宋的那一步。

 

赵秉钧其人字智庵,是个孤儿,小时连名字也没有,所以取百家姓之第一姓为姓。自定生日为正月初一。稍成人,即参加了左宗棠的征西大军。以马术建长,累军功升为官佐,在戈壁滩曾被风雪掩埋三天,幸得不死,但身体受重伤,落下残疾,据云失去性功能。后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受袁重用。赵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机智殊众,遂膺要职。袁调任直隶总督,赵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现代警务系统,他招聘日本教官,训练学生,为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后袁调军机大臣任,赵在京创设巡警部,升任右侍郎副部级官职。后清政府改革官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工部、礼部、太常寺、鸿胪寺等归并在内。由于职权所任,赵在辛亥革命期间,劝清庭退位起了很大作用。据朱启铃言:“智庵有大管家一,躯干甚伟,面微麻。干才未知视安岐何如,而交通内监,与隆裕后之嬖人小德张往返綦密。智庵假此途径,说服隆裕,就中所涉财贿,为数可观,智庵视之蔑如也。辛亥逊位诏之如期发布,都恃智庵此一机密路线,项城坐享其成而已。当时北洋基层干部,俱认共和之成,智庵功莫大焉。” (《章士钊全集》书赵智庵 文汇出版社)

  
赵秉钧为官多年,常年负责警务,民政,中规中距,没有什么特别劣迹和恶名,他几乎没有杀宋的动机,如果仅以所谓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荒唐理由,完全是幼稚的推论。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先是唐绍仪,干了几个月,就因为与袁世凯在一个官员任命上闹矛盾,请病假离京出走。后选出个原外长陆徵祥,是个洋化官僚,在就职报告上居然中国话也说不利索,把选部长讲成要拉个菜单子,引起哄然,上下不服,总请假呆在医院里。而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衷出个赵秉钧。为此,黄还把赵拉入国民党。

 

在那时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的过来。赵在宋案后,因为舆论反映很大,他马上就上了辞呈,袁本来是想请唐绍仪再出山,命令都拟好,结果一个谋士提醒他汉朝清君側诛晁错,吴王濞仍然造反的典故,最后改成军头段祺瑞代理总理。可见总理之职的瞬息万变。在那样不稳定的政局中,赵为自己职位去搞谋杀的可能性很低。再者,国会选举已经结束,国民党获胜,如果国会正常召开,杀了宋教仁,国民党可以再提其他候选人,跟赵的总理职位无关。以往拿这条指责赵谋杀宋?基本没有合理性。

 

值得庆幸的是有史料详细记录了 赵秉钧在宋案发生后的第一反应,根据当时在场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星期二,四,六国务院例开会议。总理,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旁设一席,以秘书记录)。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得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失色,当即离席,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钧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张国淦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

这些现场记录可以提供以下判断,1宋被刺出自赵的意外,事先他并不知情。如果他事先与闻刺宋计划,则决不会有此强烈意外之感,以致严重失态。2由于他知道洪述祖的活动,才会有如果“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的话。3他可能在怀疑是否袁下了杀宋命令。上文提到王治馨出面解释的话,应该是赵在宋案后去总统府袁与赵谈话的部分内容。

 

正如我在前面电文分析中谈的,毁宋的密谋袁,赵都可能是知情的,袁赵都想洗去这段隐情,不免露出些马脚。但最后急转为杀宋,事实是应擅自所为,洪的认可,也极可能是洪私自所为。这种复杂变局,使得参与过前期密谋的袁和赵都互相产生怀疑。赵怀疑与袁有关,甚至怀疑是袁指使的,而他很可能成为替罪羊。事实上赵做了各方的替罪羊。

 

宋教仁案后,黄兴曾秘密发电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宋案连日经英廨审讯,闻发现证据颇多,外间疑团实非无关。兴以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要基未固,美国又将承认,甚不愿此事传播扩大,使外交横生障碍。日来正为钝初谋置身后事宜,亟思一面维持,而措词匪易,其苦更甚于死者,公有何法以解之?乞密示。”(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社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梁不久到沪与国民党人沟通,四月三十日,他从沪返京,建议:此事只有先免赵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民党之气。至赵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当时赵已经提出辞丞,并住进法国医院。袁在赵辞呈上批为准予请假暂时休息。这时,袁采纳了梁的一半建议,将赵免职,选定了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总理。

赵秉钧在宋案中可能算最大冤鬼,他是旧式老官僚,但做事比较规矩,他是将现代警察制度引进中国的有力推行者,曾经因为不畏权贵,坚持执法,得罪摄政王,自身被抓。南北议和,民国初建他都出了不少力,他对革命党并没有特殊的恶感,自己也被劝说参加国民党。赵是个有旧道德操守的人,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理念。比如,当年光绪皇帝陵墓开修,名士梁鼎芬为守节,披
麻衣沿山种树,在西陵入口小山坡上之龙王庙,枯守多年,一切费用,全是赵供给。赵死后,梁鼎芬将其住所龙王庙改建为赵公祠,祠于民国七八年间落成。赵与宋教仁的友谊也是真挚的,宋宁退回袁世凯五十万元支票,确请他代偿还五千元债务,说明宋对赵人格的信任和互相的友情。但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对立面,互相难免争斗。国家后来发展成内战,在这之前双方你来我往的小动作很多,都有秘密活动,并不应该因为赵也有这种行为,就把他无限丑化,脱离历史背景妖魔化。

 

具体在宋案中,洪述祖显然是个通天人物,他可以越过赵直接挂上袁世凯,这使做为袁密友的赵,处境很微妙。从一系列电文可以看到,尽管应的情报里把搞宋的阴谋报告给他,关于宋案赵并没有回复过一个字。而赵授命洪一手处理此事,多少有不愿意沾手的意思。洪与袁的关系,使他也不好讲话,放任洪,造成了事件的失控。所以酿成凶案,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因素,其中既包含袁世凯政府对应桂馨的利用,又混夹着洪述祖个人的擅作,同时还有应桂馨的迎合和误信。尽管政府因素错综复杂,有直接,有间接,有故意,有非故意,有虚假讹化的成分,有擅自而为的成分,在没有充足证据情况下,把罪责集中安在赵的头上,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赵杀宋的肤浅论点应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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