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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和晚清政治改革(4)  

2006-10-19 08:57: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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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清流派政治思想演变

 

在近二千年的儒学传统教育训导下,儒家思想不但成为普通民众思想行为的规范,并切享有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威望,历代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只限于在这布好的儒家思想网罗中翻滚。士大夫则是唯经是尊,唯圣是上,唯古是范的信徒。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理念越来越难适应国际国内变化,知识阶层也开始分化演变。一种坚持传统儒学,拒绝了解,接触西学,以不变应万变的人,沦为顽固保守派。顽固派一般无条件反对西方的一切,他们认为祖宗之法完美无缺,社会出现的问题,都是没遵循儒家正宗,是执行的错误,不是理论的错误。他们盲目自大,自我封闭,对西方的东西不听,不看,不接触。比如倭仁,当恭亲王特意请他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任职,他宁肯装做从马上跌下来,以此伤为借口,拒绝染洋。另一个大学士徐桐,也是死不与西方事物交往,当他在东郊民巷的住宅邻近住进洋人,他在门上悬挂“与鬼为邻,望洋兴叹”的对联。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一家十几口全部自尽,为传统道德殉葬。

 

清流派官员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对待西方上不同顽固保守派,他们肯于学习,肯于接触,并试图把西学和中学进行比较,随着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广泛,对西学了解的深入,他们的立场也发生显著变化,从洋务运动初期的排外,反洋逐步转化为有条件用洋,重洋阶段,提出带有调和色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成为既坚持传统,又赞成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政治上游离保守和维新之间。

 

促成清流官员思想转变一个重要因素是一批有见解的著作问世,一些新思潮大流行。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楼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王弢的《弢园文录》等,在朝廷关于洋务的激烈论争同时,上述各书多能从两方面着想,对内治,洋务综合分析,提出双管齐下的看法。

魏源曾是进士,是林则徐的好朋友,长期从事翻译外文图书资料工作,对中西学均有渊博知识,他最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的主张,同时坚守儒学正宗理论。

冯桂芬不仅是进士,还曾任职翰林院,并且在林则徐,陶澍,李鸿章的幕府任事,他的著作对当时士大夫影响很大。在《校邠楼抗议》中,他首提恢复中国古法,以伦常名教为本,采用西方器物为辅助,他具体指出:中国六事不如西洋,1)人无弃材不如夷,2)地无遗利不如夷,3)君民无隔不如夷,4)名实不符不如夷,5)船坚炮利不如夷,6)有进无退不如夷。冯认为:一部分可以用中国古法救治,一部分要借用西洋知识。

郑观应则是自幼熟读经史百家,屡屡科考不第,到上海去学做生意,得与西方商人接触,后自己也做了买办,也在李鸿章幕中帮办洋务。他提出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建立议院的主张。

王弢对西方学说和传统文化都十分熟悉,他在上海不仅为洋人工作,而且留居英国多年,本人也专门从事过翻译孔子经典著作的工作,在香港办过报纸。他提出:自强要分做治中与驭外,二者治中为要,治中有本末,肃纲常,端士习,原风俗,正人心为本。以练兵,简器,造船诸羊务为末。治本之法,依靠中国传统儒学道德规范,治外则借重西洋学说。

 

上述几人,都是既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至深,又兼通西学者,因此他们著作中大致考虑了中西文化的长处,试图将中学西学,内治,洋务揉和起来,兼顾了洋务派和清流派的政治立场。论述也很有深度,容易为士大夫阶层接受。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了解很有限,真正懂一点的人也很少,。正如所知,清流人物是兼具学术精英的官僚,他们对思想界的动态很敏感,例如,翁同和就仔细阅读了冯桂芬的《校邠楼抗议》,并推荐给光绪皇帝读。后来,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张之洞,把这些融合思想总结,在其《劝学篇》中正式提出了一条比较系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说。

 

促成清流政治立场和思想转变,最有效的莫过直接接触西方事物。早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由于有机会早接触西方器物而思想领先一步,这种情况以后也发生在大多数士大夫身上。随着西方势力扩张的加剧,西方的一些宗教,文化机构陆续出现,通商口岸,租界地也在扩大,书籍,杂志,报纸也流传开来,涉外事件也频频发生,例如天津教案,伊犁事件,和中法战争,都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引起朝廷的大争议。特别是一些清流官员,被派往地方任职,直接处理涉外事务。张之洞在朝时是攻击洋务的出名谏臣,但他到地方任职后,很快变化,大办洋务,反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的兴办洋务领袖人物,变化不可谓不大。张佩伦曾在清议中名躁一时,骂李鸿章最狠,当他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派往福建督战,结果纸上谈兵,临战惊慌失措,大败获罪,发配新疆,他释放后,即参加了李鸿章的幕府,并和李结成庆家,为此还招来不少耻笑。到中法战争后,前清流批评洋务的清议声音已经很弱,前清流集团也几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更年轻的正途士大夫,他们的政治主张从依靠传统儒学的内治,演变成借鉴西方学说变革改制路线,并积极参与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

 

纵观自强运动期间,清流派和洋务派的政争,主要由于一般正统士大夫对国外情况知识欠缺,盲目排外,仍坚持老传统治国方略,坚持儒家基本原则,对变化的世界仍采用传统式的解答。加上切身利益之维护,以及对李鸿章的个人成见,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推行,清流基本上是一种愚腐的保守势力,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提醒学习西方不能偏废对内政的治理,制度相应改革的重要性。从后来甲午战争的惨败来看,正是制度内部的腐败,混乱造成了即使有新式武器和现代舰船也败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手中。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但是政治改革的滞后,洋务运动失败,并不完全是清流主张的内治英明,虽然他们敏锐地凭历史经验中认识强国要以人心为本,改良政治,但是他们提出的治理内容仍是封建传统的一套办法,了无新意。而这种道德理念和政治理论与洋务的新格局正是对立的,互相也不可能相容相存。这种墨守成规的儒学为本,不仅与时代不相容,而且起到阻碍西方科学技术传播的坏作用,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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