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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公

 
 
 

日志

 
 

思公整理:母亲的回忆(五)  

2007-05-17 10:16: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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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老师 

 

童年时代爷爷和小叔叔给了我忘记不了的亲情,真情。在我童年的小心眼里。也体验过老师对我的情意。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的特点是年纪较小,个子也小,长的白嫩秀气。很灵巧的样子。一年级的老师姓牛,二十多岁,个子很高,夏天常穿一身浅蓝的夏布长衫,课间休息,常带全班同学到院子里玩游戏,他好抱着我转圈,小朋友追我,我也常扑到他怀里,他把我抱起来高高举起,谁也抓不到我了。更特别的是有时候,他也坐在讲桌后的椅子上,给同学讲授书本上的简单故事,这时他往往在他身边搬个橙子,特许我坐在上面听他讲书。倒底是孩子,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不感到特殊,只是直觉中老师喜欢我。一年级要结束时,他带着我和高班级一个女孩俩个男孩,我们五个人到护国寺大街的贞记照相馆,照了一张很大的照片,两个男孩坐在草地上,(照相的道具)一个女孩站在一边,牛老师把我抱在胸前。照后给了我一张,一直保存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母亲不知为什么把它当“四旧”给撕了,等我知道后,多么心疼。

说实话,牛老师太娇惯我了,这一年我学习没用过一点心,什么课都学的不好,但我也升班了。二年级就看出来,一年级学的太差了。班里是小李老师,女的,不爱笑。她看我学习太差,一问三不知,她不屑的眼角斜看我一眼说:“绣花枕头”。我这个没有多少常识的孩子,一点没感到是讽刺我,我以为绣花的,就是好话。按说我这种情况,是牛老师喜欢我也害了我,我可能是全班最差劲的一员。但我从来没有怪他的感觉,在我小小的记忆中只能说他爱我,我也喜欢他。我已上年纪,但想起他那从眼神里就爱我的样子,至今十分清楚。小李老师对我印像很差,我估计会留级的,但很幸运,二年级刚读完,父亲就带我去了山西。到太原市三年级第一学期在华光小学,小学还不错,老师考查我,并给我补了几天课。我的学习稍有进步,但我仍说不得用心读书。我非常好玩,放学后常常是到同学家去串门,玩一阵子,回家后,吃完饭做着作业,就困了,有一个假日我到同院的一家姓邢的邻居家,趴在床头上看那夫妇二人抽大烟,他们把一些黑色的东西放在大烟枪的一个小洞上,嘶溜嘶溜的响,把烟都吸进去了,吐出来烟气常有意的扑在我脸上,还问我“嗅不嗅?香着哪!”母亲知道后,就再也不让我去了。后来又听姓王的邻居说邢家很富有,有很多的房子,因为大烟抽穷了,才搬到这个院子里来……。我开始知道,抽大烟是很坏的习惯。有了一些反感。

三年级下学期,我们搬家了,原来的学校离家远,换了一个私立小学,这是一对老夫妇开的学校,校长是个瘦瘦的老先生,师母可是个小胖子,走路时屁股左右摆动。我很小就爱画画,因为我家有个长辈,爱画画,他把家里人编成各种形象画成象征一样的人,让我猜谁是谁,谁猜对了给几块糖。给我印像深的是他画了一幅当时电车中的情景,有的人看书,有的人张望,有的人睡觉,还有打架吵嘴的,引的我们小孩哈哈大笑。我和一个小姑娘受这些画影响都喜欢了画画,喜欢画人物。我在这位老先生的学校里,画了几幅瘦先生和胖师母的画,还在同学中传看,他们有时上课时也看,还偷笑,被老先生发现了,我以为惹了大祸,他会发脾气罚我的。没想到他看了并没生气,所倒向大家说:“我这么瘦么?师母的屁股有这么大么?”大家哈哈笑了,他没追究谁画的,为此全班二十个人对我都很友好。说到学习我还是不太会用功,有时上课还画小人。我坐第一排,最后一排有个大姐姐,看样子比我大几岁,她有时帮我学习,有一次数学考试我有些题不会,口里含着铅笔发声,她见老先生回他自己屋里办什么事去了。就跑到前面,看我哪里不会,帮我作。小孩子是懂得别人的好心的,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她还领我到她家去玩,那是两间门面的中、西药房,门口掛着乌鸡白凤丸的大广告,他母亲是个和蔼的中年妇女,总拿些小干果让我吃。后来我知道小姐姐没有了父亲,就靠母亲开药房度日,当然是很能干的母亲了,她也是从北京来的,所以我俩还定好将来到北京相见,我们二人同学只半年,我对她的名字却记得很清,她有个漂亮的名字叫唐雅意。实际上我们的约定是空的,互相并没交换北京的住址。回北京后我还常想能碰到一个叫唐雅意的女孩该多好!

我只在这个私立小学学习半年,我又搬家到一个小湖的旁边,但以这条街叫饮马河,附近有个很出名的小学,叫山西大学附属小学,通过父亲的朋友是这个小学的全育老师,帮我插班到四年级,据他说这可是一个特珠的班,班主任可有方法哩。班主任是梁老师,这个班他管教到小学毕业。他教过的学生毕业后全班都能考上中学,绝大部分都能考上太原市最好的中学,即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我当时学习不好,听到这个班也很在意。上了几天学,我发现这个学校真大,教室都是二层楼,宽大整洁,每个教室旁边都有一间屋子,是班主任的办公室兼卧室。体育场非常大,可以踢足球,还有风雨草场。我只在这个班上学习一年多,但对我各方面起了极大的变化。刚去不久就听同班同学说“梁老师可历害啦!”我也没在意。有件事令我很难堪,我坐在第一排靠墙的第一个位子。在我身边的墙上贴着—张表格,有全班人名字,记录考试后的分数,我的名子旁边只有20分。不及格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在不及格者分数下都画一道红道,以示注意。这张表要贴很久,我和它要天天见面,一睁眼就看到那红色的20分。这刺激对我不小,我天始记得考试前要复习一下功课,改变了我过去上一天学就对付一天的作风。第三次考试分数稍增,但仍未及格。梁老师却很注意,他把不及格但有进步的和高分数的同学一起加以表扬,并鼓励继续努力。并叫两个差分进步快的孩子说自己的情况。这一样很好,不及格的孩子也微笑了。后进的孩子进步的较快,我的分数也不断上升,直到突破60分。受过梁老师几次点名表扬,后来我数学还得到过100分。我离开这个学校时,从怕看那个记分表到喜欢那张表,数学是走我向进步的里程碑。

四年级时,是加强班,都要从级班升高级班了,有早自习还有餐自习,各半小时是预习、晚复习。在早晚自习时,梁老师常单独叫一个同学到他屋子里个别辅导。我印像梁老师不会笑,他也有惩罚,打手板,孩子怕他,但他从不打不及格和功课差的学生,打过的学生都是素质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个男孩,上课老吃东西,还用小纸团打同学,他会走过去,让孩子伸出手来打几板,然后问:“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孩子说对了可以坐下,如不好好说,就站着自己想,想好了说对了,才坐下。并补充说下次再犯打板加倍,并通知家长。据说我们这班是上课秩序最好的班。他的个别辅导也很管用,我的学习底子差,也可能因进步稍快,他特别关注我,个别辅导的次数也多。数学方面,他知道我底子差就拿出三年级课本难题集考查我,不对的地方都补充讲解,对三年级数学做了简单的复习。他从不对我笑一笑,总是那么严肃,我不但不怕他,心里还喜欢他。我提出做些难点的题,我可回家去算,他很高兴,拿出一个小本子,指定几道题让我抄下拿回家去做。当我做了题拿回来,可能做的还可以,他样子更高兴。此后我常做些课外的题,我自认为是难题,引发了做难题的兴趣。还有一次课后叫我到他那里,他拿出我咋天写的日记。问我:第一句话是你编的?还是你抄的?我一看日记上记的是在我家饮马河上,结了一层冰,我坐在小板凳上钓鱼,没鱼儿上钩。他又问了一句:你家附近的饮马河冻冰了吗?我恍然大悟,当时已是深秋,但河水却一点也没上冻,怎么去冰上钩鱼呢!我只得承认是看了“小朋友”后编的日记,这是当时父亲给我订了一分小孩子的杂志,梁老师没有责备我,反到嘴里似乎微笑一下。这很难得的。他也没责备我,我感到梁老师真好。

还有一些个笑话,下课后孩子们在一个小草地上玩,草地边上有一厕所,有半边墙倒了,一个男孩趴到墙头,随后好几个孩子也爬上去,从这里往外看,我也好奇跟着爬上去了,墙头上站着一群孩子。这时有人招呼我们快下来,正好上课铃声,大家都跑向教室。当然是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梁老师,这事有些危险性,万一一个孩子从较高的墙头上掉到外面街上,就不知能出什么事了。梁老师很生气,皱着眉头,问谁上去了,都有谁?他解了一些危险性后,每人打了三手板,打完后,有人喊一声我的名字,意思是还有我呢!老师看了看我说:“她小,打不打她?”(真正的意思她小可以不打了)我本想同学会不好意思非要打我。没料到,全班同学声回应是:“打!”(中也听到一个微弱的女孩子声音是“不打”,这是我以后的女同学名叫齐新,长大后她也来到北京,后来到廷安。梁老师只好轻轻的打了我三下。我回头盯着齐新看她半天。以后在班上我们成了好朋友。

家里晚饭要等父亲回来吃,比较晚。我晚自习后就常到图书馆看书呆一会,我曾借了一本很厚的大书“苦儿流浪记”,使我入迷,梁老师看我回家较晚,问我干什么?我说在图书馆看书,他问看什么书,我说了书名,他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他和蔼地说“是本好书”。后来,我将离校要回北京了,最后一课那天,我告别梁老师,没想到他拿着一本崭新的厚书递给了我,正是“苦是流浪记”,我呆了一下,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眼里沁着一些孩童的泪水。这就是和我相处一年的四年级梁老师,他叫什么名子至今我也不知道,但他的长相,他神情一只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他让我在学习上转了一个大弯,不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学习了,天始爱学习,特别爱数学。他是一个又严历,又认真,又有善心和能力的好老师,是个真真正正的老师。我已是老年,我仍思念您——梁老师。

1936年我回了北京,又到原来学校插班五年级。五年级的班主任是谭老师,一个又历害又和气的老头。他叫我到教员室考查语文和数学。语文是作篇文,题目是“你喜欢阅读课外书吗?”这题目真是合我的口味,立刻写了关于读“苦儿流浪记”的心得。数学方面出了四个题,没有多少时间我都作完了,谭老师有点吃惊的样子,同时又出了四道题,我还是都做出来了。谭老师跟别的老师说“这孩子真不简单!”后来我到班上,谭老师又大声介绍说“她原来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后来到外地两年,又回来了,我把班上的数学难题让她做,人家都做出来了,大家欢迎她!”以后我的数学一直很好,直到小毕业时拿到“数学优良奖状”。以后我很喜欢数学。考中学时是考的北京第一流女校即市立女一中,入学考试数学100分,总分也不错,免学杂费。初一那一年我的数学在班上是出名的,因此自呜得意,每次考数学时用一种叫施德数的变色铅笑,写后变色。用象皮擦都擦不掉。表示我考卷上没有一个错字。数学吴老师是一个高个子,很欣赏我,也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个子不大但喜好运动,赛跑跳远都行,只是跳高不行。打排球是初中的校队。我记得练蓝球时,吴老师也参加了场打,并要求和我一头,我们二人合作,我坐在他肩上,球传给我时,很容易的就装进蓝里了。引的大家哈哈大笑,真是很欢乐。吴老师学问好,后来成了师范大学的教学教授。解放初期我还穿军装在西单商场门口碰到了吴老师,他见到我那份高兴,双手拉着我,双脚蹦的老高,少年时代的欢乐又回到我们心向。

还有图画老师,也很有意思,他教图画也比较特别,比如他说“今天大家想一想眼前看到一大片藏密的森林,把它画下来吧!”因为他对同学太和气了,大家都不怕他,例如有一次他说:“公园的牡丹花开的茂盛极了,把它画下来吗!”淘气的同学就大喊,没去公园,也没见牡丹不能画,这个同学也不画,那个同学也不画,他只会说“别闹了别闹了……”,吵闹的很历害,他也没办法。他的长相有个特点是下吧较短,说话时的异音,最后只好说:“这次自由画,想画什么画什么”。有个淘气的同学,只画了一碗米饭,一双筷子,旁边写炒饭好吃,气的他直皱眉头。冬天来临,我们教室的窗外,弄了一个小冰场,业余可以溜冰,我已溜冰两年,瘾特别大。有一次我看班上乱,我溜到教室最后一个位子,这位子靠窗户,我轻轻打开一个小缝,将冰鞋从窗户口送到外面窗台上,然后我把他要求的画,画好交给前的同学。 在他朝里板在写什么的时候,我打开窗户,爬到窗外,再将窗户关上,下去滑冰玩去了。现在回忆真是少年时代的乐趣。

小学五六年级时,爱小叔叔的影响,我也开始流览大量课外读物,古典小说看了不少,印像中还看过黄小说,内容不记得了。中学时,常到女一中校内三间房的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理员,我们叫他小李老师,去的次数多了就解到南面的房间也有些书,但不外借,门和窗户上,都掛到着锁。小李老师很关心我,常介绍些书让我看,我们熟起来。当时是日本占领北京的时代,很多当时进步人士的书一律列为禁书,如鲁迅,巴金、茅盾,……以及苏联的,特别是帝俄时代的进步作家都书都被禁看,那间屋里的书不外借。小李老师对我优待,允许我到里屋找书看,我十分高兴。有时还借我两本拿回家去看,现在我记不清了,有鲁迅的巴金的,还有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的等,……!特别是苏联的小说有半书架子,大部分我都流览过,当然我现在能记得的很少了。能看到当时可有点难?我记得本班有个姓陈的同学,也曾进去过,我们二人开始按近,她比较进步,曾借过更为左翼的书给我,有一本是介绍红军的故事书,里面有贺子贞的照片,穿着黑军装跨着枪,也有延安保院的孩子们跳舞的照片……。后来我知道,陈同学寒暑假都在师范大学办的业余贫民童学习班里教小孩子课。即然我和她有了这样的交往,在二年级下学期时,她说她要到延安去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我也不奇怪。当时日本统治下,也痛骂共产党,像我这些看了一些进步书藉的孩子,就愈想共产党是打日本救中国的。我当时说走很远的路,我没有钱不好办。他说把你的自行车卖了吧!我小学就就练会了骑自行车,直到初二母亲才给我了一个半新半新的自行车,我爱惜的不得了。我不是下不了卖车的决心。延安太远,我也下不了决心。就这样她真的走了。随后又有一个,听说也是在贫民学童班工作过的,也走了。以后就不见二人上学了。我当时没有她们那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她们的走在我心里成了一件事,有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延安的思想基础。说起打日本有个小故事,那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家两个男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我小叔叔,他们懂得不少知识,知道日寇占领我国大片土地,要夺中国的财富,东北人是没有资格吃大米白面的亡国奴,被占领的华北,也是只能吃杂和面捧子面的亡国奴。他们二人都十五六岁,有爱国觉悟。在我们家从北到南的的街上,常有日本小学的小学生到走过,到我们胡同口时,只剩下几个日本孩子了。有一次,时近黄昏,他们二人让我家的另一个小姑娘和我在胡同口内给他们放哨。告诉我们,见有大人来了,就喊“回家吃饭啰”,他们二人跳过去把那几个小孩揍了一顿,然后从另一条胡同逃跑了。我们两个姑娘很佩服他们,认为他们是英雄。在北京日寇没有的有像在农村那样。公开的抢劫施暴,但人人都知道亡国奴的滋味,除汉奸外,没有人不恨日本人的。记得在初中有一次,学校要组织一些小班同学,到北京饭店,有日本女子教跳日本舞,我们有好几个人都说肚子痛不去,经过老师的一再解释总算去了一些人,我也在内,真有几个三十多岁长的不难看的日本妇女,挺和气的教我们,我们却没有一个人认真学,总有人去厕所呆半天才回来。第三天就没要我们再去了。这是孩子们的反抗。初中三年我学习底子较好,给了我不少自由阅读的时间,我热爱苏联文学,包括古典和和当代的。当时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认识极端模糊,有部分人认为都是青嘴獠牙的人物,十分可怕。对于我们少年,虽然也不甚了解,但还略知一二。我在同学里是知道比较早比较多的一个。

我在小学和初中还出过点小风头,在小学全校各班演讲比赛,我得过第一,奖给我一些学用品,老师不断夸我。初中时全市举行过一次有关大东亚共荣圈的演讲比赛,学校推选了我,我头脑比较清醒,我说牙痛去不了,又选了别人。又一次全市初中举行有关健康的演讲比寒,又推选了我。这次我讲的不错,得了第一名,奖品是文房四宝。这里说一个小插曲,我有个原房表妹,品学兼优,也是在初二时,参加过一次类似大东亚这类题目的全市演讲赛,得了第一名。在解放后,写自传给工作单位时提到此事。不得了啦,她当时不过十二、三岁的孩子。为此她不能参加代有培养性的学习班,不能入党。成为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多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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