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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公

 
 
 

日志

 
 

思公整理:母亲的回忆(八)  

2007-05-20 08:37: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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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事件

 

我们的工作中有的种种形式的小会,常在外面跑,说个小事,有一次我开完会从一个人家回家,已是夜里十时以后了,正是冬天,刮着西风,街上行人很少,我骑车还不到新街口,我就感到后面有个骑车的男人,我骑快,他骑快,我慢他也慢,我警惕到可能有特务跟上我了。我穿过蒋养房,从胡同内上街,街上已无人,他还是跟着我,当时我想甩掉他,第一,我不想他知道我的住址,第二,那时的德内大街是十分荒凉的地方,如果是歹徒想污辱我,可不能让他得逞。德内大街当时有个大早市,批发倒卖各种东西,有许多郊区的大车,装着蔬菜,粮食等,在前一天晚上就在马路边等,排成一行。我走到此地时,自行车拐弯,我看到两个果车有个缝,我灵活的藏了进去,把车放倒,我也趴在大车轮附近。观察马路上动静。果然此人到路口时,左右观望,可能找不到我了,显然是个特务,他下车仃了一会,突然他向西骑去了。我仍静静的在地上趴了一阵子,看到街上没有一个人影了,我才推出车,此时西风很大,我速度极快的向东骑回家去了。这是1945年初春。

 

1945年初,我从天津回到北京,做学生工作,前面谈到有特务跟踪我就是这时候,此时也发现在家门口有人蹲点,看来有人监视我了。1945年四月一日发生了被捕事件。

 

一九四五年我十九岁,四月一日那天,我把从小到大的照片收集到一起,准备拿到外祖母家藏起来,她家庭院多又大,藏点东西很容易。书包里还有一本“马列主义词典”。路过骑河楼时我顺便看望一下吴维修,他是育英中学的化学老师(地下党员)。我们1940年就认识,在辅仁大学名字叫灵驯团契里,寻觅人生的意义。到了他的教职员工宿舍,吴没在家,碰上了另一个团契的成员王梦泽,辅大社会系毕业的。她也是我要启发参加抗日的对象,见面很高兴,出大门买了一包花生米,准备一边聊天,共同等吴。在门口除一个卖零食的推车外,离校门不远有一辆黑色汽车停在路边,我没在意,直等到九点多,吴仍未回,我们不等了,走出骑河楼西口,她应该向北,我应向南,天很黑,我知她胆小,我说送她一程,刚要北走,一辆黑色汽车停在眼前,下来两个男人,让我们上车,我心里明白,知道出事了。上车时我看到王梦泽吓得瞪着一双大眼,我劝她“我们没做过不好的事,不用害怕!”只听到一个男人的用东北口音纯正的中国话说:“你挺沉稳!”我以为这两个是中国特务。上车后两个男人把我夹在中间,王坐在司机旁边。此时我想他们既是中国人,我可以劝劝他们,都是中国人应当帮助中国人。我一转头要说话时,忽然一线路灯的光线射在我左边男人的脸上,清楚的看到在这个人的上唇上有一个典型的日本方型小胡子,看来明明是个日本人,我迅速收回要说的话。

 

汽车南开,直到东珠市口路北的一个大门,有日本兵站岗,牌上写的是日本南城宪兵队。进大门道后,我们到小南屋,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墙正中有一个大布帘,桌子三面各有一椅子,两个日本人和我各坐一边,开始初审。我后来想,大布帘后边可能有必要的人在听,所问的问题如下:他们首先警告我,他们对我什么都清楚,例如:说我是1943年6月份去的共区,走了很长的路,44年夏天回来的,对不对?听他们所说,说明对我有过长期的侦查,我就说“对,我43年中出去过,44年回来的。”他们问:你走的什么路线?我随口编了些农村的名子,四方台、小圆井等,说实在的,我从北京步行十五,六天才到阜平县,不可能记住什么路线。以后又问些问题,如你为什么去?去都干了什么?为什么回来?我说我父母都在重庆,我寄居在叔叔家,我在校念书较好,十分想继续升学,正好碰到一个从山东家乡回来的同学,某同学随便编的,她告诉我有个学校在河北省西部,学校很好,管吃管住,我想我没有钱,这地方顶不错,就去了。我身体弱,经过半个多月的爬山涉水,我病了,住到一个山村,无医无药,光是吐泻,又染上疾,病了八个多月,稍有好转,希望恢复体力,不幸又染上黑热病,身体完全跨了,骨瘦如柴,为养病我只有回北京的一条路了。此时两个特务站起来,一边一个把我押到一个大些屋子,墙上掛着些绳子,鞭子等刑具,随手拉过一把椅子,让我跨坐椅上,双手捆在椅背上,背后猛抽两鞭,我吓了一跳,并听他喊:“你说不说?”但我只哼了两声,我没反应,他们反到不再问,给我松了绑。可能是先给一个下马威,这时在我旁边已预备好一边高,一边低的长板凳,把我头朝下倒捆在板橙上,肚子向上,双脚朝天,灌辣椒水。甚呛!肚子很痛,直到呕吐,出血,停下来了,其间不断问“说不说”?怎么灌,我也是说:“我都说过了!”直到见血,才把水停下来,松绑,坐到椅子上。不久把我送到牢房。

 

北面一排房,进一个门有一条小走廊,有宪兵来回走走动把守。有数间牢房,有大有小,把我推到一间小点的,内有七八个人,都是男的,只我一个女的,我胃痛靠墙坐下。墙角旁有个大桶,方便时用。晚上头朝外,顶着木栏和衣而睡。再说王梦泽那天和我一同下车,就不知把她带到那时去了,待我进牢房时,她又出现了,在一间较大的房间前,一个宪兵把牢门锁,弄的唏哩哗啦得,门一开,把她猛推了进去。我然后进了小牢房,现在想,这是做给我看的。(意思是她也被捕了)详情以后讲。在这里几天,有几件事可以叙一叙。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小牢房里又来了一个女孩,看来不过十五,六岁,坐到我边上。宪兵不注意时,我小声问她为什么进来了,她说她家有电台被人告密了,电台是他哥管,收集日本情报,报给大后方,(即国民党区)日本人到她家搜查了,把哥哥带走,把她带到这里。我告诉她不要害怕,你还小没你的事。中午给每人一碗小米饭,几条咸菜,我吃几口,小姑娘没吃,饭后就把她带走了。

 

第二件事挺可笑的,入狱第二天晚上,睡觉时,我左右都是男人,左边是个大汉,睡到半夜,我发现一只大手压在我大腿上,我把这大手推开,过一会又来了,我想他是个不知趣的人,我抬手在他手背“拍”的一声,打的很响,似乎日本宪兵过来停在我头前,此大汉吓的直哆嗦。第三,不记得第几天,推进了一个老人,雪白的头发和胡须,像个老教授。胡须上都是血,传出不断的呻吟,这就是,敌人铁蹄下的中国,夜深,呻吟声细微了,但更清楚,令人愤恨。牢外传出被折磨人的呼喊声……,我的心更明确了,要想出一个办法,对付敌人,我不会害怕。

 

第四天晚饭,是一个比较清秀的宪兵小伙子发小米饭,我胃疼,一口没吃原样揣回,他用手指指着嘴,意思是吃不吃了?我摇头。夜里,熟睡时我的一只手无意中伸到木栏之外,后来发现手心里放着东西,一看是块烙饼。我未收,不知什么时候,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我看见朴实的圆脸的小伙子,笔直的坐在木椅上,他的样子印在了我脑海。我们华北和东北一样,是受日寇侵略的亡国奴,对日寇的仇恨极深。对日人印像总的概念是日本男人长的很丑,大部分是,粗眉毛,小眼睛,向前鼓着大嘴上面一撮小四方胡子。女人大部分是非常矮小的女人,穿着施鞋,碎步小跑,还算面善。牢中的这个小宪兵长的比较端正,有怜恤心,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日本人,所以印像突出。

 

另一件事,进牢第二天,早上日本人把我带出来,走到一个小院,让我站住,我看一个男子半躺在一间小屋的地上,并抬头向外看,我们四只眼睛在一起后,敌人把我拉开,带回,地上躺的是吴维修,看来他也被捕了。这一次会面的用意是什么?回来后,我问一个在牢房做卫生的犯人,那男人为什么关,为什么躺在地上?他说那年青人摸电灯要自杀,被日人打倒在地。后数日没有动静,有一天上午,又把我引入一间小屋,屋里有那个带胡子的日本人,(他叫河端曹长,进牢房门时墙上有个表有此四个字,我记住了,当时并不明确是谁,后来从中国特务林某某处知道的)一会另一日本人把吴维修带来,我们都坐着,河端和我说“你没提到你给吴维修他们写过信的事,是不是?”我说“我从来没写过什么信?”吴维修看我态度十分坚决,他立刻说:“对了,我想起来,那封信的字迹不像她的笔迹”。带胡子的日人看见吴也不承认是我写的了,立刻给吴一个大嘴吧,不再谈下去,把他带出去了,等我出来时,吴坐在门左边,身上都是水。我走在他面前,我说“上帝拯救我们”,意思是只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来对付敌人。以后我再没见过吴,他后来被敌人杀害。

 

又过了几天,我从宪兵队牢房被迁出,我因受刑吐血,身体显得很弱,他们让我推着自己的自行车,拿着书包,其中的书和钱都未动。由一个中国特务带着我在大街上推车步行,他一般对我有约几米的距离,他也推着自行车,当走到一个水果滩,我让买水果的给我秤点水果,同时我小声告诉卖水果的,去到珠市口的河泊厂胡同174号送个信,找姓张的,告诉他们的外孙女被南城宪兵队捕去了。此事我记得也告诉过那做卫生的被捕人,如他先出去,也让他传递上述消息。后来我曾听我舅母说过,一个中年男人曾找到外祖母家谈过此事。但不知是打扫卫生的被捕的人呢?还是卖水果的人。总之,对付日本人,中国人特别是下层的老百姓是齐心的。他们二人必有一人给传递了消息。十分感谢他们!

 

买完水果我步行尾随着姓林的,走到新华街,甜水井胡同,路东有个小铁皮门,这是一个四合院。必须说明一下院里的情况,北房三大间,两明一暗,两边又有两个小耳房,东西屋各两间也不太小,南屋三间,两明一暗,南屋西边一个小厕所,正好紧挨街门,南屋东边一间是厨房,耳房和厨房是用花墙,与院子隔着,房屋使用情况,北屋三间是工作室,西屋是来往的中国特务联系的地方,东屋是林特务的老丈人(60多岁)和他的十二、三岁的小儿子,另一间林特务前妻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儿子同住,南屋也是两明一暗,两明间住着他夫妻二人,屋内摆设简单,靠窗户放一张双人床,床的南边靠墙有两个柜子,靠南墙一个方桌,一边一个木椅子,左边靠墙一个梳妆台,有面镜子。一进门地上放两个很古式箱子,一个箱子正打开着,里面很多左倾的书,包括马克思的书,可能是刚从谁家抄来的,他们把我放在同屋的小间里,只放一个床,边上一个小木凳子,放着我的书包,床上有褥子床单,枕头和一床棉被,我把大衣脱下放在椅子上,我住的这个屋与外屋之间只有一个布门帘,姓林的对我挺客气,还让老头给我做面条汤吃,还拿来乐家老药铺的大药丸子让我吃,说是治吐血的,我没敢吃,偷偷扔在厕所里,怕此药中有什么花招。

 

几天后,就让我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我面色苍白,人又瘦,一般白天临时放风,约上午十点半就回去了,院子里除两个孩子没什么人,老头偶尔还和我聊两句,我才知道他家情况,但他女儿(既林的妻子)却是和我一句话不说,看来是给她规定的纪律。平时也是老头子扒一下门帘看看我,当然是监视,有时也透出点同情的样子,说我小小年纪受苦了,林回来叫我,预备了纸等和和一本书放在桌上,他说闷了看看书,可以写写心得。真是可笑!我还有心思写心得,实际上是引诱我写悔过书或自首书之类的东西。我只好说心里着急,没心思。他又说他也去过延安,感到那里也没什么希望,要寻找希望,得各方面去学,要慢慢来,他说他很同情我,可以帮我去重庆找父母……,我说我倒想去,去不成!他说他有办法,坐火车他可给我pass,到黄河卡子(即黄河边上)也能送我过去。并随口说“我是要救你的,你要相信我,”又说,你要争取出宪兵队才行,才有办法向南走,我说我出不去,他说“不难、不难”,你只要做一点点事,比如说我让你到西单买支钢笔;让你去天津送封信,没关系的小事,你就可以争取出去。你出去以后就归我管了,你就有机会回南方找你父母了。我心里明向,明明是引诱,我不会上当,这点警惕还是有的。我回答他说:我是十分笨的人,送信买东西都许弄错了,否则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怎么会弄到宪兵队来了?他说我是真心要救你。我说看来我只有坐监狱了。

 

因为我从城工部出来时,刘仁和我谈话很诚恳的说,以说笑话的口气说,43年的战斗,你已经成老八路了,有一年多的对敌斗争,你已经是老革命了,说的我们哈哈大笑,他说敌人很狡猾,如果被捕了,你就在监狱里等党去解救你……(这句话对我印像很深)所以我一心想争取坐监狱。我想了解监狱的情况,我问他女犯人都干什么?他说做被子,洗衣服,我当时想,这些事我可不怕,随口我说请他帮忙让我去监狱吧!他一听惊讶的说,你可不能提要去监狱,日本人对共产党很了解,被抓了的共产党,不说实话,也不愿干事,倒是不怕做监狱,你要是谈了,他们会推论你就是共产党,可不要自己说。我想此话也有一定道理,我说“好吧”。

 

总之,他充分打扮成一个红脸人物。那么河端呢?自然就是一个吓人的黑脸了。河端多次在这个院北房右边的小耳房里住过。他是用威吓的方式和我打交道,最凶的一次是在北屋,二人坐在大桌子旁,说急了,他把桌子拍得很响,但我不透露任何详情,出狱后很久,我分析王梦泽已被他们收买,当然知道很多事情,例如我来去时间,我和团契的人说,要到延安去,了解那地方是一个挽救中国的根据地,如果真是救国救民的地方,我一定给他们写信,有人问我,你去后发现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怎么办呢?我说那既敢去,如不好就会想办法再出来。我想我是团契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中学生,他们全是大学毕业或是将毕业的,所以我敢探险,敢去闯不太了解的地方和事物,我后来给他们写信,估计对他们是有感动和启发。后来在十几个人里面,至少有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参加了抗日的革命行动,但也有一个叫婷的,听说当时她弟弟就是日特,婷解放后在河南被捕入狱,不知哪年去了台湾,很大可能就是他们二人告密了团契中的情况和我的情况,另一个是王梦泽,我走后写信中的几个人中有她,她如何被宪兵队控制不详,此人胆子极小,我估计信的内容她会报告给敌人了,日本人完全可能通过她调查了解我和吴维修的行动。据说他父亲就是清朝末期的探子,日本时做了北京某公安局分局长等。

 

被捕那天晚上在育英中学员工宿舍,(吴的宿舍)已近晚八时王就在那里,我还挺高兴。后来我分析那天敌人主要是逮捕吴维修,先让王梦泽探路吴在不在,等吴回来后将二人逮捕,其实对王是假的,做样子的,不暴露王的特务身份,但后来吴没回来,我去了,临时决定把我和王一起捕来了,宪兵把她推进牢房都是假的,做给我看。我分析河端为什么不问详情,他们实际掌握了不少情况,想从我嘴里先套出他们已经掌握的情况,但我所谈的极少,他火了,干脆大喊大叫的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罪,罪很大,你既然去了那里,就严重到死罪,你要认你的罪,用一切办法赎罪,总之,他乱嚷,恐吓。有一次是在南屋的方桌边,我和他坐在对面,他把手枪往桌上一拍,我不愿意看他那副横眉怒眼,一小撮胡子典型的丑恶的日本兵的脸,我用眼睛盯着桌子,看他什么时候动武,他说你有罪可判你死罪,你要知道我要打死中国人,就像捻蚂蚁一样容易,一边说一边用食指在桌子上捻一下。他还说:你还这么年轻,不要走死路一条,你要赎罪。这时天已黑,大约有九点了,他走了,临走前他用大皮靴在地上使劲的蹲了一下,不知道什么意思,也可能是感到没收获。这是个地道的黑脸的人物,中国的东北话说的顶地道,但只有死死的穷嚷嚷。我的个子小,脸形又像小姑娘,所以我的暂住证为了掩护地下工作,只写十六岁。我感到经过红脸黑脸,二人收获不大,他们要对我用别的办法了。

 

我考虑了,我感到他们认为我小,比较轻视我。林的老婆根本不理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他老丈人走路一拐一拐的很不便,老头的小儿子十三四岁常不在家,林的另一个儿子才八、九岁,常在大门外胡同玩耍,家里的分工是,老头和女儿做饭,老头还爱打扫卫生。二人们政治任务是监视我。院内环境是,因为有孩子出进,街门所以常常是虚着,一搬容易打开,院子里三处有花墙十字孔,可以攀登到墙上。最好的条件是厕所在南屋西侧,距街道极近。院子里也有中国特务来往,一般都在北屋,偶尔天太晚住在西屋,一早起来就走了。有一天一个特务来北屋汇报,忽然听到“拍”一声,河端扇他一个大嘴吧,当然是他认为不对头,教训这特务,说明日特也鄙视他们,可以随便污辱他们。我住的这南屋,晚上只有一个插销扣着门,没有锁,有一天晚上我曾想轻轻拨开门,出门上花墙再从花墙上房,串到别家房上,想办法再下来“溜走”。但林特务常常脸朝外面睡,估计稍有响动,他就会睁开眼,把我看的清清楚楚,这不可行。可能是第六天,在此之前我向他老婆要了针线,我说缝袜子,我把所有的相片用手绢全都缝在我的内衣上,装好钱票,平时白天,除晒太阳,我在屋内就用棉被裹在身上大睡。老头经常掀开门帘看看我。

 

那天我把大衣放在棉被里做个人睡在里面的样子。我就到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此时特务老婆因为头天晚上和他丈夫吵嘴,好像说要去医院看病有事,第二天她没起床。大约是下午近二时,我又出屋在南屋边上来回走走,此时小孩子没在院内,老头可能到他东屋休息去了。我身上带着一个小条上面写着芦某某的名字和她家的地址,说明我何时被捕了。目的是和我有关系的人都要及时躲开。我见过一个卖菜的推车在此门前呆过,我想有机会,就把这小条扔在菜车上。正在琢磨着,小铁门忽然开了,进来一个女人推着自行车,一看原来是王梦泽,我与她走到南屋窗前,我告诉她屋里有人躺着,我悄悄的问她,“你干什么来了?”她说我找林先生,我说他十一点多出去了。我又问你怎么出去的?她说把她父亲扣进去才放她出来了。我怕屋里女人听见,就也没细思考迅速把小纸条塞到她手里,她接过纸条,说“我得走了!”我也怕老头出来碰上,她迅速推车出去了。我以为把自己被捕消息传出去了,我还挺高兴。我进屋,女的仍在睡觉,我在梳桩台上拿了两根头绳,一块大白绸巾,揣在怀里。我出来刚坐下,忽然此屋的电话铃响了,按前几天情况,有电话都是那女人去接,这天她一直不起床,老头就去接了,电话的地点安装在北屋门与窗的那面墙上,打电话时,看不到院子里的情况我一下放了心,此时院中无人是个机会,我匆匆走进厕所,站在厕所里正想出大门,此时我听见老头电话接完了,向南屋走来,并进了南屋,可能是向那女人,禀报电话情况。我想他如果要观察我,会掀开门帘向里看看,我想被子里的人形样子他准以为我又埋头大睡呢!因为我平时就这样。我突然放下心来,大步走出厕所,轻轻把小铁门打开,侧身溜了出去。对出去的问题我也做了打算,准备向南行,见胡同就向西拐,再向南拐,我打算去初中的好朋友温伯英家去躲一躲,再想办法。出大门后我向北看了看,看见那小孩子(林的儿子)在七、八十米处的卖零食的小摊玩耍。我当然更要向南走了,走前我也有思想准备,很有可能出门不远就会碰到布置在附近的密探把我捉住,但万幸来遇到这种情况。

我向西拐后,就小跑起来,一气跑到大街,此时是大白天约三点钟。看见一个三轮,我叫住他就上车了,急急的告诉他向南走,有日本人追我。日本人追我中国人都同情,三轮车夫迅速上车就向南快骑飞跑,此时我把头发捆成两个小辨,把大白纱巾戴在头上,改变一下面貌。因为我想,门口没有密探,不等于真没有,也许藏着,偷偷的看我去那里,再顺藤摸瓜。我下车,四处看看,确实没人跟踪我,我先到棉花条10号初中好同学温伯英家,温此时已在昆明上大学。到她家见到她母亲,和有病的父亲,她母亲还认识我。我坦然的告诉她我是从宪兵队里逃出来的,需找个地方呆两天。她母亲听了比较害怕,她说伯英和他表哥,姑姑都在大后方,(国统区)如果出了事,会牵联很多人,所以不便收留我。我不能勉强,她留我吃晚饭,天黑后再出去,我在她家吃了碗炸酱面,八点多钟天黑后才走。

第二个去的地点是谭寿玲家,我附中高中同班同学,离这里较近,在宣武区教场口,到她家门口,我想了想,我可以如实的告诉谭,但不可以告诉她母亲,刚才的教训是母亲都胆小。此时已经九点了,我敲门,正好是谭来开门,我就把逃出来的事告诉了谭,我问她:“你害怕不害怕”,她说“不害怕”。我说你妈妈可能害怕,这事就别和她说了,只说我父母都在重庆,和叔父住在一起,最近和他拌了嘴,我生气打算到天津我工作去,但我身体不好,打算在她家住几天。我真实目的是在她家联系同志,取得路线回解放区,就这样说好了,一同到她屋里,她家人都没问太多。她家有个老祖母和妹妹住在里屋,我们两人住外屋一个大铺上,我们小声说话,我觉得这个同学坦诚可靠,和她谈了一些解放区的新生活新现象等等。一点多了,我们正要入睡,突然窗外的铁拴的大门铃,叮当响了起来,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我问谭,平时有没有人这么晚才来叫门,她说没有,这下我肯定了,是密探跟随我来的,我立刻告诉谭,对敌人我知道怎么办,敌人问你,你就说我刚说到天津的事,其它什么都不知道,死咬住这种说法,打死你也要咬住,否则就麻烦多了,千万千万。她的住房是南屋里外院,中间有道花墙,我打算上花墙逃出去。我刚打开门,就看到里院的一个人从花墙出来开门来了。什么也来不及了,我只好退回。开大门进来的两个人,一问原来是里院的大少爷上坟去了,城门关了,想了办法这会才进来的,所以弄到一点多。虚惊一场,我们二人都出了身冷汗!这样我住她家住了近一周,我给舅舅联系,他特意送来煤球和白面。由谭的妹妹帮找到我提供的联系人,后来约好,我和张文玉(程壁)二人拿到路线后,一同回到解放区。

 补充一个情况:我在林特务家时,就是在王梦泽来的前一天,林拿出一张大纸,上面很整齐的贴满了相片,他让我仔细看看认识谁?我看了看,真有认识的一个人,恰是高中同班同学张文玉,是毕业时的个人照片。我当然说没有认识的,林估计知道我应当有认识的,但也并没追问我,为此我想如能逃出,必须找到张文玉,迅速撤退回解放区。在谭家我联系上关系以后,也通知了张文玉,她当时得了疾病,稍好就和我一同走了。谭伯母和寿玲送我走了老远,谭伯母用妈妈般关爱的眼光目送我,我们挥手告别!! 

被捕跑出来后,又回到解放区阜平城市工作部。这次和程壁阿姨一同回去的,又是十几天的路程,又是从敌人的监狱中逃出来了,真是就像旅游一样,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回去后,住在康儿村的窑洞里,和同志们在一块学习,只是身体比从前瘦弱多了,且肠胃出血,我一瘦一般比较清秀,有个女同志说“你真很像是个小仙女!”

(母亲一生胃都不好,有时呕吐,并且出血,直到晚年,她自己不太在乎。她说过是在监狱灌辣椒水把胃搞坏了。思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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