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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宰相翁同和(草稿)  

2009-06-09 12:35: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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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宰相翁同和(草稿)

正如所知,封建社会,官员,绅士,士大夫,学者,这四者常常是一个东西,互相的身份交叉,士大夫体现的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封建王朝的官员是大有区别的,大致分正途和非正途两种。正途士大夫要经过科举严格考试,考举人,中进士,而能再进一步点翰林,才是正途里的精英之辈。

翁同和应该是晚清官员中正途中的正宗,精英中的精华。这么说起码有几条依据。他本人27岁以一甲第一进士及第,也就是状元,清朝269年,会试112次,全国两年出一个状元,可见珍稀。翁是两代帝师,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父子两代都是帝师,其父翁心存,咸丰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帝师,翁父子两代人当过帝师。二是翁同和在同治四年,接过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帝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翁同和又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是两代皇帝的老师。特别是作为光绪的老师从始至终,几乎从幼儿园教到大学毕业,光绪尚幼,授课之时碰上雷雨,小皇帝都要藏于翁师傅怀中,光绪亲政,翁仍伴之于旁,情同父子,圣眷隆厚,感情深,依赖重。三是满清朝状元入阁拜相,官至大学士,并荣膺太傅太保头衔的仅三人,作为状元出身的汉族大臣得以位列枢垣、权参机要的也只三人,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状元宰相,帝师权臣,无疑使翁同和成为晚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是,就其历史地位,他也是很难评价的人。作为太平宰相,他是合格的,他先后任职翰林院,国子监,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典馆正总裁、国史馆副总裁等。他做官基本中规中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清末著名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奇案,正是他任职刑部的政绩,正如所评“立朝数十年,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早期掌握大权的慈禧对他也很满意,为皇家亲信骨干。作为士大夫官僚集团领袖,他也是合格的,翁同和贵为帝师,其古典经史的学问是被认可的,书法一流,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多次出任科举考试的考官之职,在朝廷形成一个私人性很强的政治团体。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关系是维系精英士大夫团体重要交谊关系。通常科考后,当科所中的进士,将本科考官视为座师,拜见致谢。形成座师与门生的合法关系。那些出任多次考官的大员,很容易门生遍天下,成为天然官僚阶层的领袖人物。翁同和,不仅自己是帝师,状元,从1858年到1894,他出任近10次读卷官,副考官和主考官的职位考官之职,自然门生,故吏遍天下。通过这种门生关系,产生以翁自己的名士官员集团。如晚清的盛昱,文廷式,张蹇,沈曾植兄弟,黄绍箕兄弟等,这些人不是状元,榜眼,就是翰林,而且多为学术上的名流。他们和翁同和多少都在科举的大树上建立枝蔓联系,依赖翁同和与光绪帝的亲密关系,在光绪亲政时期,一度被称为“帝党”,形成强大政治势力集团。


如果放在世界变化格局,以士大夫精英集团领袖的标准衡量,翁同和就多有不配,综而言之,在晚清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中,翁同和属于后知后觉,阴差阳错地沦为误国罪臣。翁同和咸丰朝即出仕为官,由于家庭背景和条件所限,在思想上属于保守顽固之列,对西方各种新事物有天然的敌对。当时保守士大夫的名流,多是他交游的圈子,而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具有重洋务思想的官员,也产生极大敌意,特别是李鸿章和翁同和,形成晚清政治上有代表性的政敌之争。对李鸿章等从事学习西方技术的各种洋务活动起到制肘,阻碍作用。我们知道,当时帝师,大学士倭仁,仇视西方,因为派他参与到总理衙门见洋人,竟不惜成心从马上跌落,躲避会见,对他来说,于洋人交往是奇耻大辱。和翁同和一起当光绪帝师的徐桐,曾在自己东交民巷的住宅门口贴出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羞辱西人。翁同和虽有温和之名誉,但对西方的态度也好不到那去,在他的日记中,很多用挖苦,刻薄的语言讽刺贬损西方人,形容西人或曰:“嗫嚅浮伪,最可恶”,或骂之“陋而狡”,连著名洋务官员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外宾周旋也被他损成“作夷语,啁啾不已”,在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总理衙门举行新年宴会,各国公使前来拜年,翁记下如下记载:

“邸及诸公先在,堂中设果席二,左右设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怛制者陆续至,凡八国,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则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总署诸公环坐,通事等或佥坐或否,余等两旁坐,始终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而另一次他把某次外交活动写成“午正各国公使来拜。一群鹅鸭杂遝而已”。对西方人这样的语气,在其日记中前后贯穿十几年,不外是排斥、憎恶、不以为然。而他自认为自己正襟危坐,面无表情,高高在上的风度是一种美德,高尚,以不屑刻薄的词汇贬低对方,他傲视的资本不过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书法,诗词,经学而已,在时代的背景下,这种中国精英透露了何其愚昧和可笑。


在晚清有一种奇异现象,中西思想冲突下,通常学问越大,学问越高,越不容易接受西方思想,越爱国,越爱惜传统,越抵触西方思想,结果在历史的检验下越愚蠢,越有害国家。他们高深的国学,对传统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都走向悖论,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虽然在社会舆论和现实中,这些精英士大夫能赢得极大尊敬,表面正义,实质却是最落后,最保守,所作所为最不利于国家利益。根本原因是跟不上时代前进,他们坚守的是一种陈腐思想体系,骄傲自大的抱残守缺,力量越大,效果越坏。这不能不说是个中国知识学界的悲剧,一代代知识精英陷入思想泥泞,无所适从。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被证明和承认的正途士大夫精英阶层,由于被长期浸沉于中国传统学说,天然以西方新思想为敌,只有很少人能冲破网罗。你越热爱自己国家,你越热爱自己文化,越坚守传统立场,越是保守,起的作用越坏,最后导致国家更落后,更衰落,直至被淘汰。从近代思想史来看,这种知识学界的思潮一步步走了极端,从极端顽固保守到破坏一切的极端革命。在这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终难于找到一条所谓中西相融平和的路。

甲午战争前,翁同和是上述保守士大夫很典型的代表,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一力主战的立场,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变化的蔑视,无知,在爱国的旗下造成中国近代最惨痛挫败,以爱国的名义害了国家。甲午战争前,翁同和以他的显赫地位和能量,不仅重信于光绪皇帝,而且占据中枢,任职军机处,是朝廷最重要的主战决策人物。甲午战争是由于日本在朝鲜挑衅而起,但是由清首先宣战而起。面对日本的挑衅,李鸿章等权臣是采取不可轻开衅端的方针。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建立在对世界局势比较深刻认识前提下形成,对日本现代军事发展的了解,对双方实力研判后的冷静分析。而翁同和等主战的立场,则是建立在对外缺乏基本认识和了解,盲目自大为基点。洋务派20余年所做的进化中国经济,军事的活动,处处受到翁等保守派的干扰,而临战又只能依赖这些很不成熟的实力,书生的浅薄,愚蠢暴露无疑。

他本人高调主战,作为一个权责重大的官员,罪责尤其深重。如果一般士大夫对世界变化局势不甚了解,主战含有爱国情绪可以理解,翁在他的位置上,知识界的领袖,宦海经验丰富的重臣,年轻皇帝仰仗的权臣,尤不可原谅。可以这样讲,近代以来,中国在鸦片战争如同被打了一记耳光,二次鸦片战争踢了一脚,中法战争互有损伤,甲午战争则是打断了脊梁骨。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中国赔偿日本白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中国思想政局急剧震荡,国运日衰,外强环逼,内部混乱,国家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马关条约后,翁同和在日记中曾记下“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他感到了其危害,并且有些‘奉职无状’的反省。但是,积几十年政治经验,素以贤达开明聪慧的恭亲王奕䜣断言;聚九州之铁难铸此大错的正是翁同和。近代历史书中,常把中日甲午战败的罪责加在李鸿章头上,以我之见,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翁同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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